現(xiàn)在再協(xié)調此問題,“越來越難辦。”鄞州區(qū)農林局副局長翁為民說,農村土地拆遷越來越多,村集體經濟的盤子也越來越大,幾乎所有合作社社員都會拒絕新成員的加入。入社需要繳納的公共積累也狂增。當年,只需要數(shù)百幾千元,現(xiàn)在至少兩三萬元。據(jù)官方稱,這些公共積累還刨除了土地的價值。
對寧波市外來戶尚未入籍者,以及入社者的總數(shù),寧波市農業(yè)局農經處負責人稱尚無統(tǒng)計。“可以肯定,絕大部分外來戶的問題,已經得到解決。”
長期關注該問題的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說,于2008年實施的《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》,對之前比較寬松的入社條件又做了限制,其實就是想阻止新社員的加入。政府其實缺乏解決問題的誠意。
因為規(guī)定“政策性移民”可以入社,外來上訪戶們寄希望于官方承認自己的這個身份。為此,鄞州區(qū)人大常委會致函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,于2009年9月22日得到的答復稱,“政策性移民落戶”指的是國家為了重點工程等需要,根據(jù)縣級以上政府規(guī)定,在一定時間內“有計劃、有組織地將特定人員遷移到指定地點落戶的人員”。
顯然,外來戶們不屬于“政策性移民”。他們被官方解釋為“人口的自然流動”。“他們來寧波,是因為比老家好。”鄞州區(qū)中河街道辦副主任陳紅光說。
在寧波外來戶上訪較多的鄞州區(qū),農林局專門為這些人辦了一份臺賬。共有117人,記載了每個上訪戶的個人情況,和其享受不到社員待遇的原因。
麻萬明名列前幾名,其“上訪情況和要求”是,“因政策與其實際情況不同,不能達到享受入戶和福利待遇等等”。
這本臺賬中,還有一份公證書的復印件,以證明1995年,鄞縣下應鎮(zhèn)江六村,一外來戶承諾放棄村民待遇的《戶口遷入人員居住協(xié)議書》的真實性。
這份協(xié)議書顯示,外遷戶除了子女上學須交借讀費外,還沒有宅基地、養(yǎng)老保險、合作醫(yī)療,福利分紅等。事實上,上訪很少能解決問題,也使問題更加復雜。“我們不能松口。”鄞州區(qū)中河街道一名干部稱,“不符合政策的人通過上訪如愿了,上訪的人會更多。”“政策”,是各級干部解答外來戶問題的最常用理由。在鄞州區(qū)農林局農經科辦公室,有一大包白皮的《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》,凡遇到咨詢外來戶問題的訪客,副科長錢洪便從牛皮紙大包里拽出一本遞過去。省人大關于外來戶不屬于“政策移民”的答復,也被打印了很多份,隨要隨拿。
在姚江村外來戶的官司中,律師王令向法庭陳述,稱外來戶對寧波貢獻巨大,審理其房屋安置問題,不能不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背景。但此說并沒有被法院采信。而在鄞州區(qū)農林局干部錢洪看來,貢獻并不是其入社的理由,“難道乞丐對社會沒貢獻嗎?”
他勸說那些拒交入社積累而無法入社的上訪戶,入社積累越漲越高,現(xiàn)在不交,以后更交不起。鄞州區(qū)目前的集體資產(不含土地,下同)已超過70億元,寧波市則高達490億元。如此大的基數(shù),讓公共積累正逐年猛增。
越來越多的征地補償,也使原社員越發(fā)抵制申請加入者。2011年,鄞州區(qū)新入社的外來戶已不足十人。還有更棘手的是,當?shù)卮寮w經濟正進行股份制改造,以后將“生不增,死不減”,徹底堵死外來戶入社之路。問題解決遙遙無期,日子仍在繼續(xù)。即使數(shù)寧波“最慘”的姚江村外來戶,仍憧憬著有一天會等到安置房。
“4·28”強拆中,姚江村有8戶外來戶被拆屋,他們的家畜家禽也不知所終。他們不但想念那排破舊的房子,更想念在強拆中丟失的貓狗和雞鴨。不過又有什么辦法呢?連人都沒家了。
在離強拆現(xiàn)場不遠處,是甄隘村的外來戶窩棚區(qū)。每天傍晚,涼快的時候,總有一群狗在草叢間嬉戲。不過主人們卻高興不起來,從各自老家來到寧波20多年后,他們從沒有像現(xiàn)在這么焦灼。
對外來戶問題,街道辦和村干部都表示不愿多說。“這事法院說了算”,姚江村經濟合作社社長包軍表示。
姚江村委和甬江街道拆遷辦,在同一座大院里聯(lián)署辦公。他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,就是盡快推平外來戶的菜地,趕走人和家禽家畜,把土地平整好,交給開發(fā)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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